《文心雕龙》中的司马相如评论
摘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作了多角度评析，他的批评有对司马迁、扬雄和班固的承袭，有受于儒家思想主导而形成的观点，也有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见地。本文从《诠赋》《才略》《风骨》《辨骚》等诸篇论述了刘勰对司马相如文学地位及文风的评价渊源;从《序志》《丽辞》《夸饰》《事类》《练字》诸篇阐释了刘勰对司马相如创作既褒又贬的批评态度;从《体性》《程器》诸篇探析了刘勰对司马相如的品性论断，以期对《文心雕龙》中的司马相如评论有一个略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论文
关键词：刘勰 司马相如 辞赋 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具体体现了一个批评家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倾向。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历代文学发展以及作家作品的评述可谓不惜笔墨，其中涉及对司马相如评价的篇目有22篇，总计25处。在这些评价中刘勰对司马相如既有肯定褒扬也有批判贬斥。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成就最高的辞赋家，将汉赋糅合了各家特色，自创并奠定了散体大赋的文学体式，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刘勰对相如的评价一方面继承发挥了司马迁等史学家的观念，另一方面以才性论为本，从纯粹文学批评的角度评价了司马相如及其赋作。
一、刘勰对司马迁、扬雄、班固前人评价的承继
最早对司马相如作出文学评论的应该是司马迁。值得一提的是，太史公在整册《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传的只有两个篇目：《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足见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重视程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写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写道：“《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F（夸），然其风谏，归于无为。”司马迁在否定司马相如之赋“虚辞滥说”的同时强调了它的讽谏功能，尽管汉赋的语言艺术形式有“靡丽多?F（夸）”的缺憾也不妨碍其讽谏之义的表现。这直接影响了扬雄、班固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扬雄批判司马相如赋的淫丽：“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直接引用了司马迁的语句来批评扬雄否定司马相如赋中讽谏作用的态度：“……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具体来看，由于受到儒家诗学的影响，司马迁从传统的诗学观角度对司马相如进行评价，并认为文学是现实*治的附属，强调了文学创作要有讽谏的目的。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发展而定于一尊，西汉后期出现了“儒家统治思想完全控制了文人阶层”的局面，儒学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出发点。东汉时期的班固作为正统儒学的代表依旧强调了汉赋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前的文人既有对长卿辞赋的文辞过丽的否定，也有“尉为辞宗，赋颂之首”、“文章西汉两司马”的赞誉。然而，他们对司马相如及其汉赋的评价普遍囿于儒家传统诗教观的范围中，“依经立义”自然地成为了文学批评的衡量标准。在这样的文学批评环境中，司马迁等文人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并没有真正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出发。
曹丕在《典论》中写道：“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很明显，曹丕对赋丽说持肯定态度，此时已然不同于班固等人，他强调的是文学审美的特点，从建安时期开始文学评论家逐渐具有了针对纯粹文学的批评意识。文论家们只有注意到作家的个人品性和作品的艺术特征才有可能对作家作出更为准确全面的评价。于是，刘勰作为一个独立自觉的批评家带着专注于文学研究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轰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他在书中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承前启后的地位，在表现手法上一方面承袭了前人的批评观念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之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两次用“辞宗”来指称司马相如，然而他并不是这样来定位长卿的第一人。班固早在《汉书?叙传》中便这样评价长卿的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不同之处在于，班固评价的出发点是传统的致用观、讽谏观，这在前文中已有提到，刘勰则是从文学作品本身来评价的，“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风骨》）;“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才略》）。刘勰在这里脱离了文学讽谏的标准，对辞赋本身的感染力及文辞夸艳的写作手法给予了高度赞赏。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提到，刘勰的“相如好书”之事是借引了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记载：“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他也一并指出，《才略》篇当中的这句“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所征引的“文丽用寡者，长卿也”是出自扬雄的《法言?君子》。可以说，刘勰对扬雄、班固观点的承袭和肯定说明了他在文学批评规范上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不仅如此，杨明照认为“从总的倾向来看，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的主要思想应该是儒家思想”，这是相当中肯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儒、释、道三家思想并行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阶段，在儒家经学作为批评主导思想的同时，魏晋文人也同时强调了以才性论为本的批评规范，即“文以气为主”。
二、刘勰对司马相如辞赋及品性的评论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曹丕的文学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由汉代的比兴讽谕演变为优劣品鉴、作文指导。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刘勰以独到卓越的眼光对司马相如及其辞赋作了全面具体的评价。
1、蔚为赋首，繁艳成奇
《诠赋》是史上考察赋的渊源和发展较完整的一篇赋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f鸟》，致辨于情理……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刘勰列举了从先秦到东汉十位大家，称司马相如为“辞赋之英杰”，并在《才略》《风骨》等篇称他为“辞宗”“赋仙”，可见刘勰对司马相如在汉赋文体中承上启下的地位予以极大的肯定，并赞扬他对赋体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不可否认，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将战国末年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推向了顶峰。”另外，刘勰在八位“魏晋之赋首”中未提及曹植、张衡等小赋名家，更足以佐证他对汉大赋正统地位的认可。从汉赋的发展历程来看，《诠赋》写道“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信兴楚而盛汉矣”。刘勰认为汉初的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作家的崛起使汉赋进入了一个创作的全盛期，并在《辨骚》中指出，汉赋的特点承自于屈赋：“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侃在他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中也肯定了楚赋作为赋之源流的观点：“屈子诞生于旧郢，孙卿退老于兰陵，并为辞人之宗，开赋体之首”，并且提到屈原、孙卿、宋玉等对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试取贾生《惜誓》、枚乘《七发》、相如《大人》、扬雄《河东》诸篇细玩之，可以悟摹拟屈宋之法”。《楚辞》“瑰诡而慧巧”“绮靡以伤情”，它的瑰丽辞藻、雄奇的铺陈手法使相如的赋形成了繁艳成奇的创作风格，然而文风过于淫丽奇谲则丧失了该有的雅正朴实。 2、“有文无质”“理不胜辞”
文质兼备是刘勰品评文章的准则。牟世金说：“在《文心雕龙》中，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徵圣》《宗经》三篇，而其核心观念就是‘衔华佩实’。”*侃也提到“衔华佩实”是刘勰《徵圣》篇的本意。可见文质论贯穿于整部著作并成为理论宗旨。刘勰提出这三篇总论目的就是为了矫正齐梁时期重文轻质的浮艳文风。《序志》篇批评当时的华丽文风曰：“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Q??，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在《通变》篇描述了质趋于文的发展历程，同时提到辞赋家们在沿用饰词上循环相因，形成了夸张诡滥的创作局面，“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彦和举例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等人希望辞赋家们文质相称，在用词上历代都要有新创作而不必拘泥于一家模范。基于“衔华佩实”的思想，刘勰在《物色》《才略》《体性》等诸篇对司马相如作了批评。“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物色》）这里“丽淫”说的是相如的文辞形式过于浮艳，不及诗词的清丽简约、吐纳有度。另《才略》篇中“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旨在说明长卿辞赋质不胜文，文饰言辞大过思想内容，尽管上半句为其致名“辞宗”，下半句也要对他创作上存在的缺点加以批判。书中还有与此篇类似的评论：“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体性》）对此，范文澜先生在他的《文心雕龙注》中承继了*侃先生的校注：“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患，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此傲诞之徵。”可见，“辞宗”“理侈”的评价得自于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一事。《大人赋》是司马相如为了讽谏汉武帝好仙道而作，然而汉武帝读后，只觉“飘飘有凌云之志”，刘勰认为长卿辞赋的不足之处便是在文理上放诞虚夸、饰词上艳丽浮靡，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辞丽，而是主张“丽辞雅义，符采相胜”，“文质彬彬”“衔华佩实”。
3、《上林赋》《难蜀老》《封禅文》《哀秦二世赋》
在修辞技巧上，刘勰意识到齐梁文坛上存在“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问题，为了寻找正确的语言规范，他在《丽辞》《夸饰》《事类》《练字》诸篇指出了当时的文学弊病，并评点了司马相如《上林赋》对这些修辞手段的运用。《上林赋》是奉汉武帝之命所作的一篇游猎赋，长卿用富丽铺陈的辞采渲染天子游猎之盛、苑囿之美。《夸饰》篇曰：“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明俱获。”此篇开头肯定了夸张手法的作用，后来刘勰写道司马相如的辞赋夸饰过度，这是夸而无节产生的弊病。《事类》中也两度提到相如的《上林赋》：“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乃万分之一会也”“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接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刘勰举《上林》一部作品既赞赏了司马相如援引古事、取用原文的用典方法，也批评了他的引事失实、乖谬造作。另外《丽辞》篇与这里的《夸饰》《事类》在范文澜先生认为“皆属于句之事”。从字义衍变来看，“丽辞”即“俪辞”，“俪”有相称对偶之义，所以本篇主要论句字对偶。“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圆，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丽辞》）刘勰在这里写明了司马相如仅用词语不用典故的对偶方法。同时在写作词藻上，《练字》篇曰：“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刘勰认为读相如的赋需要“师传”和博学，这也从侧面肯定了长卿精于炼字洞晓文词的文学底蕴，但范文澜在此有注：“陈思语无考”。在文体上，刘勰认为司马相如在诏策文、檄移文、封禅文和哀吊文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兹将《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文体的评价摘述如下：
“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诏策》）
“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檄移》）
“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封禅》）
“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息要切，断而能悲也。”（《哀吊》）
4、窃妻之论
书中除了对司马相如辞赋作出品评之外也涉及到了对他的人品道德的评价。《程器》篇：“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记：“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家徒四壁立。”《汉书?司马相如传》有载，卓文君对相如“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夜亡奔相如”，卓文君在这一事件中的主动意识似乎令窃妻之论不足为信，尚有待考证。“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的定论影响了唐宋文人对相如的批评，唐代司马贞说：“相如纵诞，窃赀卓氏”;宋代苏轼指责他“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当时社会语境的影响，刘勰将窃妻之说视为定论也是他评价的不足之处。
结语
综上所述，透过这些散见于各个篇目中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既有对辞赋浮艳诡诞的批判，也有对汉赋名家才情的褒赞。刘勰的批评整体来看大醇小疵，而且对后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构影响颇深。刘勰对司马相如作品的品鉴以儒家经学伦理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更有文学自觉意识上的高远见地。从长卿一例，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更好地运用文学批评，这些见解和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研习的。
参考文献：
[1]*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4] 杨明照：《学不已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r凡：《司马相如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
[7]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
[8] 周绍恒：《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9]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 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版。
（孙凌昱，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